凤凰陕西：孔从洲将军出生于西安灞桥，少年时期一直生活在家乡，17岁时远赴陕北从军，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做出从军这一决定的？为何又选择了当时远在陕北的杨虎城部?这其中都有哪些故事？
孔淑静：我父亲是西安灞桥上桥梓口人，小时候家境贫困，上学时买不起饭，吃的是自己从家里带来的玉米面馍，学校传达室工友同情他，把煮面的面汤打给他就馍吃，有个地主娃经常欺负他，把他的面汤打倒，当时父亲气愤而无奈。后来家里的地也被人侵占，打官司没钱也打不赢，让他失去了读书的经济支持，不得不辍学回家。不公的世道使他有了从军的打算，想找一个劫富济贫的军队施展抱负，同时要办一所学校，让穷孩子也上的起学，这些都成了父亲从军最直接的动力。 还在上学的时候，父亲就听说过杨虎城将军和他部队的故事，在他听闻的传说中，杨虎城是一位劫富济贫的豪杰，他的部队是为贫苦人民做主的武装。父亲17岁的时候，杨虎城派往西安招学兵的人正好是他同村的孙虎，经他介绍父亲下定决心要去陕北安边投考杨虎城的安边教导队。从老家到安边教导队路程逾千里，一路上非常艰辛，在过泾河时，由于水流湍急，差点淹死，幸被岸边一个农民救起。途中还要经过沙漠河泽等险要地带，但是一路上父亲的信念都很坚定，与他一起来的人有十几个，最终只有他一个人靠双腿长途跋涉坚持了下来，忍饥挨饿，边走边干活，到达安边时他已是衣衫残破、形同乞丐。就这样，在安边教导队，父亲开始了他60余年的军旅生涯。
凤凰陕西：在西北军的日子里，孔从洲是杨虎城将军的得力爱将，他打响了西安事变的第一枪，为实现历史性转折作出了卓著的贡献。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您的父亲孔从洲时任西安城防司令，是他打响了西安事变的第一枪，这背后还有哪些故事？
孔淑静：在西安事变前，父亲就被杨虎城将军任命为十七路军警备二旅少将旅长，兼任西安城防司令，目的就是要让他为发动西安事变出力。杨虎城非常信任父亲，西安事变的计划他第一个告诉的就是他。张、杨在行动计划中命令他解除西安城内军、警、宪、特武装，控制西郊机场和火车站，保障西安城内的秩序，扣留西京招待所所驻的国民党军政要员。 12月12日凌晨，父亲接到命令发出两枚信号弹，打响了“西安事变”的第一枪，并用最短的时间出色的完成了对城中蒋介石嫡系卫队与特务组织武装的解除任务。 西安事变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来到西安，期间父亲作为西安城防司令负责保护杨虎城将军和中共代表团的安全，出色的完成了任务，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保障，正像几十年后周恩来总理所赞许的那样：“孔从洲在西安事变中立了大功！”
凤凰陕西：孔从洲将军的威名起自西安事变，成于抗战沙场，他参加了永济战役等大小十余次战斗，并以足智多谋、敢于拼杀著称。在抗日战争中，孔从洲将军和他的西北军部队与日寇浴血奋战，您通过父辈的口述和了解，有哪些事情让你难忘？
孔淑静：抗战爆发时，父亲是孙蔚如将军领导下的独立46旅旅长，在1938年奉命东渡黄河，坚守永济。父亲曾经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永济之战是我旅和日军初次交手，也是第一次与拥有大量飞机大炮坦克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敌人作战，我以四五百人的代价，伤敌千余，首战告捷。” 我也从小就听父亲讲抗战故事，印象最深的是中条山“六六”战役，“六六”战役持续了20多天。父亲和他的独立46旅与96军军部及所属师、旅共数万人，被日军包围在平陆旧城附近一片狭窄的沟底。父亲当时就给96军军长李兴中建议：我军现在三面受敌，一面临河，十分危急。北边虽有敌人，但较空虚。若出其不意，向北突围，既能直插敌后，又可将敌引开，为兄弟部队向东突围创造条件。当晚，父亲就组织了19名陕西冷娃组成敢死队在前面突围，直插敌后。当时正是半夜，这群被日军困住的陕西冷娃，一腔怒火猛扑敌后，而敌营正沉浸在睡梦之中，只有几名伪军放哨，当即被我敢死队击毙。父亲带大部队紧随其后，经过激烈战斗，歼灭了日军两个炮兵中队和后方医院，与日军的这场仗，我方可谓不漏一人一马，每每讲到此处，他总会开心的大笑起来。 独立46旅成功突围，其他部队也发起突袭，日军被迫退出中条山。几天后，父亲带独立46旅与38军会合。军长赵寿山将军一见父亲，就高兴地用拳头击打着他的肩膀：“好你个小个子，真成了常山赵子龙了！诸葛亮的话，各部俱有伤亡，独子龙不失一人一骑！”正好被用在此处，父亲那一年33岁。 “六六”战役后，当地群众因为父亲部队的勇猛胜利，编了首歌谣广为传唱。后来为纪念“六六”战役，我去当地走访时，还有会唱的：“六六大事变，鬼子兵三万，九路来进犯，犯我中条山。陕军孔旅长，指挥真漂亮，东车村消灭炮兵团，光辉实可赞！孔旅长的功劳从此天下传。”在中条山抗日前线，在孙蔚如、赵寿山将军麾下，父亲所率独立46旅在中条山抗击日寇的英勇故事至今在山西一带声名远扬。 从中条山换防后，父亲升任新编三十五师师长，驻守黄河河防，与日军对垒于河南境内霸王、汉王两城两年之久，使得装备优于自己的日军未能前进一步。在后来的中原战役中，几十万国民党嫡系部队望风而逃，而担任殿后任务的新编三十五师却率部与日军巧妙周旋，使得日军计划未能得逞。
凤凰陕西：孔从洲将军从当兵开始，就和火炮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一生是炮兵的一生，浓缩了一部中国炮兵史，他是由于怎样的机缘走上炮兵这条路的？
孔淑静：父亲当年从安边教导队毕业后，就当了排长，参加了消灭军阀的北伐战争。当时，豫西国民军孙岳部送给杨虎城将军一门大炮。父亲因为会赶马车，就被派去豫西接收这门造于晚清时的老山炮，后来在他的老师炮兵专家刘光甫的精心辅导下掌握了用炮的技巧，从此爱上了炮兵这一行，与火炮结下不解之缘。 西安围城时，军阀刘镇华的部队占领了西安韩森寨高地，父亲亲自使用山炮，一炮就打掉了韩森寨高地。当时他长得年轻，杨虎城闻讯非常高兴：“娃娃排长还是有两下子的”，“娃排长”的名号就来源于此，并且将他升为了连长。 军阀张宗昌攻占徐州时，杨虎城指挥5个师兵力进攻。张宗昌以铁甲战车开路。父亲指挥炮兵连的6门克虏伯野炮，瞄准铁甲列车的头部、车厢连接部、车轮及铁轨齐射，将这个庞然大物打翻在地。 多年以后的和平时期，父亲的命运更是与炮相连：1950年他就任西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任解放军第二炮兵学校校长；1955年就任沈阳高级炮兵学校校长；1960年负责组建炮兵工程学院，成为首任院长；一直到荣任中央军委炮兵副司令员，将他一辈子的心血都用在了祖国的炮兵建设、炮兵的科研与装备发展上。 父亲是从1964年开始，主管炮兵装备科研武器发展工作的，成功研制了大批新型炮兵武器装备。特别是发展了新型陆军战术导弹，如反坦克导弹、防空导弹、地地战役战术导弹等，为新中国炮兵武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302防空导弹、74式双37高炮、牵引式双管25高炮、四管自行25高炮、双管35高炮、83式122榴弹炮等先后定型装备部队。父亲曾经在试验靶场讲，要在有生之年要把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83式122榴弹炮定型装备部队，这个目的已经实现，而且该炮是现在各野战军陆军师的主炮装备。父亲在主持研制定型的新40火箭筒、国产反坦克导弹，以及新85高炮等项目，在项目立项的开始，就存在着很多分歧迟迟不能上马，是他经过自己的努力说服上级才得以实施，302反坦克导弹的研制成功也包含着他老人家的心血。
凤凰陕西：您眼中的父亲是什么样子？他在生活中又是一个怎样的人？能为我们描述下吗？
孔淑静：父亲戎马一生，四处为家，在家里的日子特别少，即使在生活中，他处处关心的也是部队的事，学校的事，还有就是老部下的事。他平易近人，关心下属，得知乡亲或战士家中有困难时，就拿出自己的薪水去帮助他人。相比之下，对家人的关心，就显得特别少。父亲非常善良，他是一个忠诚、正直的人，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我父亲都做出过很高评价：“孔从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优秀的军事指挥员。”这是他的无上荣誉。 父亲的晚年主要忙于为三十八军正名，当年的抗战让他始终不曾忘却，只要想到昔日战友，想到牺牲在战场上的人，他就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他也一直在为该部队的各级人员应享受的政治待遇而奔走。经过他的努力，许多问题都得到了圆满解决，不少老同志的历史问题得到澄清，恢复了应有的政治待遇，这件事也一直被人所称颂。 尽管父亲与毛泽东主席是亲家，但他从来都没有想过利用这种“特权”。一生中，他只给毛泽东写过两封信。一封信是提出关于我军建立电子对抗部队以及研究机构，防止敌人以高科技装备对我国领土进行侵犯。在他的建议下，我军电子对抗装备和雷达技术开始走上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从无到有的建立起了电子对抗专业部队，父亲可以称作是我军电子战的首倡者之一；另外一封则是关于落实38军工委书记蒙定军、张西鼎同志沉冤昭雪一事，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抗战刚胜利时，父亲在河南荥阳广武修建了一座“陆军新编三十五师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几十年过去，陵园已荡然无存。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发现了断为两截的纪念碑被遗弃在一所学校的操场上。父亲当时致信有关部门，请求修复原碑以慰战死疆场的亡灵，但迟迟未果。从1985年一直拖到1990年，有关方面终于批准修复纪念碑，并修建一座碑亭。那时我“看到他像个孩子一样喜极而泣”，他戴着眼镜，吃力地看着修复好的碑文拓片，辨认着模糊的字迹，泪水流淌。他倾全力写下了一副对联：铁骑摧强敌碧血愿浇华夏土，丹心报祖国豪情当化大河涛，又写了匾额“报国亭”三个字。在中原大地浴血奋战抗击日寇的战斗中，曾经流淌着陕西军人的鲜血。父亲当时说：“在有生之年见到这座纪念碑的修复，了却了我的一大心愿，作为这个师的师长，我可以告慰长眠在九泉之下的烈士了。 父亲三次让贤的事情也让我记得尤为深刻：六十年代毛泽东主席征询他工作意愿时，他选择了条件艰苦的炮校，放弃了升迁机会更大的军区工作，因为他认为，为部队培养更多优秀干部和人才，对炮兵的现代化建设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七十年代叶剑英元帅跟他谈话让他做军委炮兵司令员，他推荐了比他年纪小的人选，自己婉言谢绝了司令员一职；八十年代在商讨推荐他为国家政协副主席的时候他又主动放弃，到人大常委会就职。父亲高洁的品德始终影响着他周围的人和我们，他的这种表现并不是谦让，而是符合了陕西人特有的倔劲和感情色彩。